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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解放思想 建设广东“首善之区” |
2008.04.29 |
改革开放的坐标已转向“以人为本” 李恒瑞(广东省社科联副主席、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改革开放的理论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进程。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的深刻的变革实践，但改革开放又决不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或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改革开放同时又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性的问题。正是邓小平同志把改革开放的实践和理论两者统一起来，提出和形成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改革开放观；邓小平之后，我们又继续坚持并且极大地丰富了这种社会改革开放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改革开放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 邓小平提出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改革开放观，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上理解和把握。(一)现在的世界是改革开放的世界，当今的时代是改革开放时代。(二)社会主义社会是改革开放的社会，我们只能在改革开放中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三)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大改革大开放的政策，是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关系的各个环节的全方位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对内对外改革开放相统一的根本发展战略。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改革开放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已由“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提升、扩展到“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上来，我们要通过深层次的改革开放促进传统的发展轨道向科学发展的轨道转变。其次，改革开放的坐标已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人为本转变。我们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以人为本的改革开放。我们要通过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进一步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思想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和生态保护体制。再次，推进深层次的改革开放，要坚持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实事求是的科学世界观和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突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价值定位。我们应当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 理论创新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 李明华(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研究员、哲学博士)：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决定了理论必须永不停止地创新。但是，理论创新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 凡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理论，都有它存在的依据和合理性。我们要创新理论，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原有理论的存在。任何一个成体系的理论，必然包含着理论的“硬核”(内核)和“软组织”(保护带)。一种理论，即使已暴露出弊端，明显地不符合实践的发展，但仍能为一些人所拥戴，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是因为，从内部看，理论保护带的“韧性”起了很大作用。当理论遇到大量异例和反例时，理论的保护带通过调整辅助性假说和背景知识而使自身不受反驳，不被证伪。理论创新，需要有大无畏的开拓精神，需要冲破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勇气，需要打破思想桎梏和传统惯性的胆略；更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根据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仔细研究原有理论的合理因素，以及它的“保护带”和“硬核”之不合时宜的关键所在，用创造性的理论来修正、发展原有理论。 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理论的深刻性和理论的确定性之间的矛盾。理论要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必然追求某种确定性或确实性，即追求在相应的领域内全面地把握实践的现象和本质，要求各种事物毫无例外地被笼括在理论的覆盖面之内，与理论符合一致。但是，相对于丰富多彩、如大江般奔流不息的实践来说，传统的理论总是有局限性的，首先是时空（时代）的局限性，理论总是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之内的实践的产物。其次是理论自身的局限性，理论不像实践那样，既有普遍性的优点，又有直接现实性的优点。老是追求确定性，老是说一些“无法推倒的真理”，就是一种平庸的思维方式，就无法创新。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克服思想的平庸，才能有理论的深刻性。深刻性往往带有猜测性，如数学史上有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等。所以，理论工作者的解放思想，提出创新理论，有可能暂时不被人理解，甚至要冒风险。同时，理论探讨也可能出错，应该允许出错，否则谁敢创新。只有具备了创新的良好氛围，深刻的理论才能产生。理论的深刻性是理论创新的肇始，是理论更深层次的追求。但是，如果因为追求深刻性而放弃确定性，理论就完全失去了科学性。 岭南文化是开拓创新的源泉 张磊（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 岭南文化是悠久灿烂的，它融会了中原文化、周边文化和海洋文化，确是异彩纷呈，成为中华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株美丽的奇葩。迄今近代，面临“天崩地解”的大变局，加以西方文化的进袭，于是，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发端区和民主革命的策源地，爱国、民主、科学、变革、开放成为粤东思潮的主旋律，映射出群星辉耀的景观。 在灿烂的星辰中，不愧为解放思想先驱的人物有林则徐、容闳、黄遵宪、孙中山等。民族英雄林则徐（1785~1850）主导的广东查禁鸦片与反侵略斗争成效卓著。正是在关乎民族、国家命运的战斗中，他冲破了传统的观念，积极了解世情，搜集、翻译西文书报，主持编译了《四洲志》等，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从国外购置大炮、商船(改装战舰)。相信“民心可用”，明示侵略军进入内河后“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同时，较为妥善地处理了中外关系，他被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当之无愧。民主革命先行者、近代化前驱孙中山(1866~1925)是20世纪中国三位巨人之一，为祖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献出了毕生精力，跨越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建树了不朽的丰功伟绩。他的一生宛如上升的阶梯，始终奋进不已，毫不因声望、威信的提高而导致僵化和盲目。他的思想与实践“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始终是时代潮流的指导者。显然，这些革命先驱之所以作出重大贡献，“盖非思想解放之效不及此”。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先贤们的优秀精神遗产，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基本国情出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前者的新发展。毫无疑问，这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最重要成果。 汪洋书记到任后多次强调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机遇，开拓创新。指出正是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力度。在新一轮解放思想的高潮中，深入发掘和宣扬南粤先贤们在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方面的优秀传统，必将为我们提供借鉴，大有裨益于当前解放思想的学习的深化和拓展。 从制度入手提高科学发展能力 温宪元（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解放思想要虚功实做，必须落实到提高科学发展能力上来。当前，解放思想，提高科学发展能力，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制度入手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 第一，在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仍然是一种发展中的体制形态，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市场经济”都只是相对的。传统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着体制机制落后和僵化的问题，也要寻求变革和创新。 第二，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也都存在着制度建设和创新的迫切要求。一是在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如何改进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和机制，使政府在GDP指标之外更多地关注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二是在财税体制的改革和调整中，如何与干部的政绩考核方式的改进相适应；三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很长时期，我们广州的工业化进程仍将面对着资源约束增强、要素成本上升、总量规模扩大等新特点，如何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既立足于本地资源供给，又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四是面对大量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就业和城镇生活，怎样合理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既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任务。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如何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为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如何平稳而有序地引导农民进入城镇，逐步融入城市生活，避免国际上曾经出现过的城市两极分化现象；如何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保护而不是损害农民利益，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机制，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形成一系列立足广州市情的制度和政策。 第三，从制度入手提高科学发展能力，当前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要营造有利于提高科学发展能力的环境氛围。以持续不懈的精神、求真务实的态度推动制度建设和创新，要鼓励探索、宽容失败，重视试点、善于总结经验。二是要认准方向 ，敢于走新路，不走大弯路。三是要正确处理制度创新和规范制度的关系。在实践中被证明有效的制度创新，我们都应加以理论概括，凡有推广价值的制度建设和创新，我们都应尽可能以法律、规章和政策形式固定下来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解放思想制度创新的任务还相当重 李江涛（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制度创新是以理论创新为前提的,而理论创新又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的。因而，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最终应落实在制度创新方面。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既存的制度，有的已完成了特定的历史功能，有的需要与时俱进，有的需要填补空白，因而制度创新的任务还相当重。如果我们习惯了过去的发展模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就会产生制度性懒惰，不能产生自觉的改革冲动，也就不能实现社会的良性转型。 当前，妨碍科学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因素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可以在实践中确定感受到，诸如政绩考核制度、分配制度、教育与社会保障制度等，但更多的是制度缺失问题。例如，如何建立更科学、更合理的环境保护（包括惩罚、补偿、排污权交易等）制度，体现公平的城乡一体化制度，以及稀缺资源的使用制度和建设公民社会所需要的民间社团的组织制度，等等。 制度创新并不是要统统搞“破旧立新”，而是保留合理制度，设计新的制度。其创新依据就是科学发展观标准。同时，制度创新是一个过程，没有一劳永逸的事。因而，制度创新既要有相当稳定性，防止朝令夕改，又要随社会变化而提出创新任务。 制度创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一是调整制度目标。制度在设计过程中，不能追求理想目标，而应确立可实现的目标。要承认发展的阶段性。当条件不具备时，过高的制度目标不能被落实，就会丧失制度权威；二是改革制度结构。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制度系列，需要制度上的衔接和配套。例如城乡一体化问题，要建立科学的土地制度、社保制度、公共财政制度、教育制度等等。一旦制度出现缺失或相互冲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就容易变形；三是转变制度取向。既有的制度结构中，号召性条文和希望式表述较多，它源于对道德自觉的依赖和对动员能力的自信，应改为禁止性取向；四是降低制度成本。一种制度的执行成本如果大于它的收益，就很难被执行。过于复杂、繁琐的制度不仅执行难，而且监督和检查的成本也高。例如过去搞过的“四菜一汤”制度或禁止公车私用的制度，基本上无法监督。只有改革公务消费制度，成本才会降下来。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要扫除七大观念误区 陈秀源（广州市委党校副校长）：日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广州要坚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路子，努力成为我省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和建设宜居城市的“首善之区”。我认为就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来说，关键是要加快发展广州的现代服务业，努力提高现代服务业的比重，提升优化其内部结构，提高其竞争力和水平。汪洋书记指出：“广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要辐射和带动全省、华南乃至更大范围地区的发展，就必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明确广州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定位，以‘三二一’作为产业发展优先次序，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这是因为现代服务业有最强的集聚力、辐射力、影响力和控制力，也是衡量中心城市现代化、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标准。我国城市的服务业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水平和比重都普遍较低。党和国家早就意识到要加快发展，并多次制定专门的政策，相继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和《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意见》，党的十七大报告又再强调：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广州市的第三产业在这期间有较快的发展，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95年的5.91∶46.67∶47.42调整为2007年的2.29∶39.95∶57.76。但与国际先进城市相比，差距仍较大。广州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必须要继续解放思想，扫除阻碍和影响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误区，主要有：一是认为三次产业要按顺序发展，先发展工业后发展服务业，只有按照“一、二、三”产业次序发展，才符合规律；二是认为第三产业只是为本地区的一、二产业服务，只着眼于本地区三次产业的供求平衡；三是认为一、二产业的发展足以支撑第三产业的自然发展；四是认为要根据城市自身的优势去选择主导产业，宜工的则工，只有这样才有竞争优势；五是认为搞新型工业化就是搞工业大项目，就是工业立市、工业强市、全力以赴抓工业；六是认为搞工业才能更快地创造财富，对现代服务业也能创造巨大财富认识不足；七是认为搞工业项目，块头大，见效快，是有形产业，易出政绩，搞现代服务业，规模小，见效慢，是无形产业，难出政绩。只有摈弃这些错误认识，广州才能加快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成为广东的“首善之区”。 来源：广州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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